今天看到一条朋友圈，一个穆女说老爷子喜欢吃壮壮的羊肉，所以今天的抓饭壮肉多，待我看图的时候，才发现她所谓的壮肉，其实就是肥肉。
 
但是，在西北某些地区，穆斯林是忌讳说“肥”字的，大抵是一说肥肉，就立刻能联想到猪身上那层厚厚的肥油吧，所以他们要改成“壮”字，照这样的逻辑，减肥产品岂不是也得说成“减壮产品”了呢？
 
你还别笑，类似这样的禁忌还真不少，到了云南，吃牛肉要说吃牛菜，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，肉字特指猪肉，但如果你照此援例，把牛肉面改称牛菜面，把涮羊肉改称涮羊菜，把肌肉注射改称肌菜注射，他们估计会立即把你菜一顿。
 
 
到了河南一些地方，壮和肉都不忌讳了，但却有另一番讲究。某些地区，买肉要说割肉，馄饨要说荷叶面、元宝汤，但在西安，馄饨却还是馄饨，饮食名称与别人没有太多的区别，但当地回民忌讳说死字，一个人去世了，要说“殁”了，或者说“无常”了。
 
我自幼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语言行为都被教导，要有意识的和别人保持区别，我们不能说“灵魂”，要说“罗哈”，我们不能说爱吃甜的，要说爱吃咸的，因为据说甜的代指猪肉，咸的代指羊肉，一些回民甚至因此自称“盐丁儿。
 
有的人爱拿民族说事，以上述种种语言禁忌，企图证明穆斯林是一个民族，和汉人迥然有别。其实，上述所有词汇也都是汉语，即使与普通汉人的用法不同，也只是在同一种语言里刻意制造区别，不能说有了这种区别，就成了两个民族。陕西人把孩子叫娃，河南人把娃叫孩子，陕西人把姑娘叫女子，河南人把姑娘叫闺女，难道以此就可以分成陕西族和河南族？
 
况且，河南回民、陕西回民、云南回民的语言禁忌都有一定的地域性，只在当地有效。陕西回民死了要说殁了，河南回民却不以为然。宁夏人吃肥肉要说吃壮肉，陕西回民也不以为然。如果以语言差别断定民族，那么陕西回民与河南回民一定不是一族，否则为啥一个吃馄饨，一个吃荷叶面呢？
 
其实他们都是一族，只不过由于地域的封闭性，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形成彼此不同的忌讳。这些忌讳不是因为民族不同而产生，恰恰相反，相同的民族，也会由于各种原因形成千差万别的语言习惯。
 
究其原因，这些特殊的禁忌与民族无关，而与宗教有关。大家都是汉人，但一部分汉人信了教，从生活习惯上、语言习惯上，便会多多少少与其他汉人产生区别。例如汉人信了佛教，便不能杀生，不能吃肉，有了好事不说谢天谢地，要说阿弥陀佛。汉人信了基督教，便不能拜佛，不能烧纸，有了好事不说谢天谢地，要说哈利路亚。同理，汉人信了回教，便不能拜偶像，不能搞迷信，有了好事不说谢天谢地，要说知感安拉。
 
宗教使然，信教群体与普通群众语言上有一定的区别，但这种区别往往只在宗教禁忌范围之内，宗教没有禁止的，则可以继续沿用，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，佛教徒、基督徒、穆斯林仍然继续在使用汉语，而他们的汉语与普通汉人群众的汉语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 
但是，宗教禁止吃猪肉，并没有禁止说“猪”字啊，为何有些地区的穆斯林，提到猪的时候要用“黑子”、“壮肉”来代指呢？宗教禁止吃猪肉，可没禁止吃馄饨啊，何况我们吃的是羊肉馄饨，为啥要用“荷叶面”、“元宝汤”来代指呢？
 
很好理解，这是因为穆斯林们把宗教禁忌扩大化了，弄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禁忌文化。以猪为例，本来古兰经只禁止吃猪肉，信了教之后远离这种东西就是了。远离得久了，情感上对猪这种东西产生了排斥，不但不愿意吃它，也不愿意提它。万不得已要提到猪的时候，就开始用“黑子”、“壮肉”这类词汇来委婉地表达出来。于是，从饮食的禁忌，发展到了语言的禁忌。这种禁忌愈演愈烈，发展到最后，自己不说，也不允许别人说，从卖猪肉的跟前经过，都要屏住呼吸。同学舍友谁敢在我面前提一个猪字，我就恨不得和谁拼命。谁要是在微信里发个猪的图片，那简直就是在制造辱教事件。
 
由于中国是个汉人国家，大部分汉人是不信教的，久而久之，“汉人”就成了不信教者的代名词，刻意地与不信教者保持区别，也被人引申成与汉人保持区别，尤其是自己本来就是汉人，说汉语，姓汉姓，信了回教之后，更要强调这种区别。否则，万一被人误解成“汉人”怎么办？越是什么就越怕什么，汉地穆斯林最怕你给他头上“扣上”汉人两个字，为了强调自己不是“汉人”，于是各种和汉人有关的东西都有可能遭到抵制，甚至有人处处和汉人拧着来，反着干，以至于逢汉必反。
 
凡是咱们禁忌的，而汉人没有禁忌的，我们都要树立区别。从猪的禁忌衍生到各个领域的禁忌，别人叫猪，我们叫黑子。别人叫猪肉，我们叫壮肉。既然猪肉的称呼和别人有所不同了，那么猪肉的衍生物是否也得有所区别呢？别人叫馄饨，如果我也去买馄饨，岂不是会被别人误以为我买的猪肉馄饨？所以，我买的是荷叶面、元宝汤。再接下来，猪肉很肥，如果我也爱吃肥肉，岂不是被人笑话，误以为我爱吃猪肉？所以我要把肥字改成壮字，小孩长得肥，也得说长得壮。同样，别人卖肉，往往卖的是猪肉，如果我也卖肉，岂不是要被误会成卖猪肉？所以，即使我卖肉，我也要说成卖菜，卖牛肉要说卖牛菜。这还算好的，如果你万一不幸生在猪年怎么办，有办法，属猪的要说成属亥的，或者属黑的，这就避免了尴尬。
 
这种禁忌文化一发不可收拾，逐渐有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讲究。在西安，爸爸要叫“巴巴”，爷爷要叫“爸爸”，“我爷爷死了”要说成“饿爸爸殁了”，如果你不注意而说成了“爷爷死了”，他们就会哄堂大笑。在河南，有人问你是不是盐丁，如果你一头雾水，回答不是，同样会遭到当地人的耻笑。还有的人，见了面竖起食指，一脸诡异地打着哑谜拷问你这是什么，如果你回答是食指，他们就会一脸轻蔑地认为你没教门，连“伊玛尼”指头都不知道。正如孔乙己嘲笑迅哥，不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一样，各地穆斯林们把他们的禁忌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搞成了秘而不宣的“独门绝学”，稍不留神，就容易踩雷。
 
很多人把这些无所谓的禁忌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，认为是在维护信仰。比如我们称呼真主，如果你称呼上帝，他们就会认为你模仿汉人，是在搞异端外道，其实“真主”二字也是汉语。汉人要贴春联，如果你也要贴春联，他们就会认为你模仿汉人，纵然你的春联上写着歌颂真主的字样都不行，甚至你写的是阿拉伯语，他们也认为不行，如果你说清真寺里不是也有木刻的楹联吗？那不也是对联吗？他们会说，清真寺里是对联，而你贴的是春联。如果你说，春联也是对联啊，春天的对联。我只在春天贴对联，清真寺里一年四季都挂着。如果我有罪，清真寺里的罪岂不更大？他们说，清真寺里是木刻的，而你是写在纸上的，写在纸上就是模仿汉人，尤其是你用了象征着吉庆的红纸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他们由起初的忌讳过春节，发展到忌讳贴春联，再有忌讳贴春联，发展到忌讳一切写在红纸上的东西。
 
正如阿Q是个秃子，起初只是忌讳别人说他秃，后来忌讳“癞”、“光”、“灯泡”等一切和秃子有关、甚至会让人联想到秃子的事物。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无关紧要，但在阿Q看来，这都是关乎着自己名誉的大事。所以，有人要拿这些禁忌取笑阿Q，只有两种结果，要么被阿Q打，要么阿Q被打。
 
同样，很多穆斯林有着和阿Q一样的玻璃心，别人稍有不慎，在穆斯林面前提到个猪字，就有可能遭到一顿炮轰，如果再有提着猪肉路过回民区的，则有可能被打得满地找牙。西宁某蛋糕房，因为混进去了不清真的食品，结果遭到群体抵制，宣传资料上写着“他们的行为又一次肆无忌惮地碰触了穆斯林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……”这句话，真是入木三分。
 
当今的穆斯林，正是用自己这颗“敏感而脆弱的”玻璃心给自己和外界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，他们用这道高墙，把普世的宗教弄成了奇异的“民族风俗”，他们忘记了宣教，忘记了发展，只顾着在高墙内自娱自乐，洋洋自得。
 
 
无花果
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